朱孝清：论司法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司法体制改革，随之深入展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指引下，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核心的四项改革（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司法职业保障制度改革，省以下基层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包括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司法职权配置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相继如火如荼地展开。如果说以前的司法改革主要是司法机制方面的改革的话，那么，这轮司法改革真正触及了司法体制，即制约司法工作发展的体制上的深层次问题，因而改革的系统性强，牵涉面广，困难很多，意义也特别重大。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这轮改革之所以能够做成，是由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强力推动；由于各级司法机关和广大司法人员以舍我其谁的精神积极探索实践；由于坚持科学的方法，如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坚持先试点、后推广。此外，法学、法律界的广大研究人员也功不可没，是他们为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仅以检察机关办案责任制改革为例，从原先提出的“主任检察官”，到后来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 “主办检察官”，虽只一字之差，却包含着诸多理论，经过了多少人的深入研究！

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作为老司法工作者和时任的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自然不敢置身于外，始终关注改革的进程，多次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题的调查研究，多次应邀参加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的有关双周专题协商会和中国法学会组织的有关论坛、研讨会、专家咨询会，并先后撰写了二十多篇理论文章，其中发表于《中国法学》《法学研究》这两个法学权威期刊五篇。在这一期间的研究中，我注意坚持以下方面：一是淡泊超然的心境。何家弘教授在《享受法缘》一书中写道：“如果做学问只是为了谋生、为了功利或者为了某种沉重的使命，那人们很难发现和体验做学问的乐趣。只有以淡泊超然的心境治学，才能享受做学问的乐趣。”我已年过花甲，且已脱离司法一线，既无完成任务之迫，亦无名利地位之求，更无谋生之忧，进行理论研究纯属个人兴趣爱好和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理念而对司法体制改革的自觉担当。这种淡泊超然的心境， 有利于避免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从而平心静气、气定神闲地力求把学问做得自认为“深一点好一点”。二是直面问题的精神。突出问题意识，紧紧围绕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对敏感问题，也绝不回避，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三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沿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方向，从我国现阶段实际出发，研究提出自认为比较可行的改革建议，不照搬外国做法，不超越发展阶段，更不为吸引注意、博得喝彩而发表“惊人之语”。四是敢于争鸣的勇气。争鸣是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它有利于思想观点取长补短，有利于产生新的思想火花，有利于“通说”和学术流派的形成。笔者研究的问题，多数是针对不同的观点，在众说纷纭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促使讨论的深入。在争鸣时，我坚持良好的愿望，坚持对事不对人，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和以理服人。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四十周年，还是我学习法律进入法门四十周年。值此重大年庆之际，我萌生了把近三四年所写的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文章集结出版的想法。经过对这些文章的查找和梳理，我把这些文章分为司法原理研究、司法权配置改革研究、司法权运行改革研究、司法责任与司法保障改革研究、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适用研究等五个部分，以“论司法体制改革”为书名。由于本书是论文集性质，因而在整理文稿时，无论原观点是对是错、是正是偏、是否为当今有关方面认可，我都基本保持原样，主要对一些文字作了修改，并没有以现在的观点和做法去修正发表于过去的文章。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时间具有一维性，这些文章都已发表，因而都已成为历史，我应当尊重历史，而不能去为自己的文章掠美和掩丑；二是作为研究司法体制改革众多论著中的一个缩影，通过本书，大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看到广大司法人员和理论研究者艰辛探索的足迹。

回顾过去可以探知未来。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又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在新的起点上更深入地展开。我有充分理由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将越来越完善，并进而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此为自序。